Man's Enemy

空怅惘，人寰无限，从生哀怨。

这是一本讲述如何面对死亡的书，编剧19岁便经历了人生重大变故。她与朋友在国外相依为命，朋友得了肝癌，以现在的医疗手段已经治不好了，病人很痛苦，一心求死。这种情况下，在国外是允许病人选择安乐死的，但是医院为了避免后续的责任问题，要求编剧在安乐死同意书上签字，这成了她人生走向的重要转折，在好友的不断哀求下，她签了字。 可是在追悼会上，好友的那些所谓朋友们开始对她指指点点，那些明明关系不近的人，在人死了之后，对关系最近的她指手画脚：“你有什么资格结束别人的生命。”“你这样太忘恩负义了。”“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不得好死。”如此种种语言化作一把把利刃，刺入她的身体。 她得了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在医院进行了半年左右的心理治疗，期间她被要求反复回忆闺蜜去世前后的那些经历，最终虽然人还没有完全恢复，但病算是得到了控制。这段经历，让她开始思考死亡，所以她选择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做一个临终关怀工编剧。 在书里她这样描述死亡： 死亡的过程是无声无息的，它像是破茧成蝶的过程，死之前的留恋、挣扎、告别、痛苦都是成蝶之前的路途，当死亡来临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安然了，一切都回归了，成为一个完整的灵魂。 也像是洋葱，一生的背负、人际关系的附加、死之前的痛苦与挣扎、与这个世界的眷恋和纠缠，当死亡迫近的时候，一层一层撕开，那些层都不重要，都可以轻易地揭掉，最后留下洋葱的底端，那就是死亡，没有任何附带的东西，也无法再动弹，它就是一个本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变化的东西。 所谓死亡，就是一个生理的现象，没有活着的人感受过真正的死亡，死者也许还来不及感受就没有了知觉，真正需要我们学习的是死亡的周边工作，对待死亡的态度，临终前的平安与平静。 死亡原本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给它附加了太多的意义，可附加的越多，就越沉重，以至于很多人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不知道怎么面对，就选择逃避，不去触碰它。可它终究还是会降临，等它来了，一切都晚了，然后在心底留下一道伤口。 如今虽然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还是有很多病是我们无法治愈的，所以对很多上了年纪或者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死亡是一个永远都躲不开的话题。站在他们的角度，死亡是一个不可讨论的话题还是一个每天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显然是后者，既然死亡无法躲避，那就必须要正视它。 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总会自以为是地躲避这个话题，然后跟患者说：“一切会好的”“你会好的” “你要充满希望”。好像说了这些话，就能躲避死亡，把这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当作两岁孩子来戏耍，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么？既然知道，还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干什么呢？它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在你们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让即将死亡的人觉得你心疼他，他也只好懂事地不再聊这个话题，可不聊不代表不想聊。 我们的文化当中，把死亡描述的那么可怕，这些即将去世的人，会不害怕吗？可这个时候，你还是选择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爱的谎言，这真的合适吗？这样的话，他就只能自己独自面对死亡，那种孤独，那种无助，那种恐惧，你能体会吗？ 关于死亡还有另一个怎么选都不对的问题，那便是当你的家人正处于生与死的边缘，这时如果施救会有很小的概率存活，当然这种病即使活下来，也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另一种是放弃治疗，那样便撑不了多久，这时你该怎么选？ 编剧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太患了癌症，癌症到了后期的治疗过程是很痛苦的，而且得了这病早晚都是要死的，治疗与不治疗，不过是几天与几百天的差别，可多活几天于她而言，不过是多遭一些罪而已。可是女儿坚持要她治疗，从子女的角度来说，这算是很孝顺，可她并没有考虑到母亲的痛苦。为了不让女儿伤心，老母亲同意了治疗，当然最终多活了

曾国藩是古典中国没落过程中一次华丽的回光返照，他是这个国家理想化的精英，是这个文化系统无数次自我纠正（和矫枉过正）后的最终作品：勤勉、自律、清廉、质朴、务实……他看剧却不耽于空谈，他把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细化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略，和极其可观的执行力。以这样的人才，在近代化的大背景下，终不能扶大厦之将倾，无非是说明古典中国之气数已尽。老曾真的是呕心沥血尽力了。

换个角度贡献自己的精力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更能专注自己的工作。值得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