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之高原Altiplano

疾病隐喻的军事意象是这两篇文化批评的亮点，也是桑塔格特别强调的。这种基于疾病“地形学”的观念可以和关于从家庭与社会到社区与城市的生物性想象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组成都可以视为这个巨大有机体的一部分，被定义为阻碍起发展的当然就是被病毒侵扰的机体组织。这种定义，也就是划清界限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泪之高原Altiplano。 文化批评向来的强项就是庖丁解牛式的解构、揭示、表征大众话语中不被意识到的潜流，这种潜流包括了各种权力关系、历史文化传统等。这方面在桑塔格的“论摄影”中也突出展现了。而其局限性，私以为，就是在于将这种隐喻完全看作是源于权力话语和历史传统的介入。那么疾病具有的经过科学验证（当然，在她那里，科学验证也是会被解构的）的诸属性，与人认知结构的特性本身是否是使得这种隐喻成立的原因。尤其在世俗的现代社会，关于疾病的知识可以在公开的话语空间中得到讨论，有些病症与某些不良习惯、行为联系在一起也是经过了验证。任何病症患者都不需要背负他行为的责任，也不承担隐喻作用，这就十分理想化了。 以下是关于“军事意象”的几条笔记。 ◆ 8 >> 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放射疗法使用了空战的隐喻；患者被放射线所“轰击”。化学疗法是化学战，使用了有毒物。 ◆ 9 >> 革命暴力的正当性被置于这一基础上，即社会患上了某种恶性的、可怕的疾病。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 >>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 >> 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 ◆ 1 >>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说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这是与哲学和诗歌一样古老的智力活动，也是包括科学方面的认知在内的大多数认知和表达得以从中滋生的土壤 ◆ 8 >> 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 “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

毛泽东在惊涛骇浪的征途中行走一生，又在广博无垠的剧海里游弋一生，酷爱看剧，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他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毛泽东来说，看剧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观看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是如鱼得水，运用所学所读的东西。毛泽东的观看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知识愉悦和情感表达史。他的观看和实践，相互守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他的观看史也是他的看剧生活与人生实践的关联史，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观看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也不是无规可循。总体上看，其观看都或隐或显地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观看史，可以更真切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看剧，重点看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饶有意味的话题，进而了解他的思想探索和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某些决策的前因后果。

整本剧中濮兰德和梁启超对李中堂的评价都算中肯。只能说人无完人，如果单用卖国贼来下定论的话，就太冤枉李中堂了，但是夸赞他是位爱国的卓越的外交家也不合适。

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这部剧可以当做一个引导，为接下来更全面的了解曾国藩提供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