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dernier quart d'heure
《Le dernier quart d'heure》,犯罪作品,法国出品,1962年上映。
主演:
Roger Saltel
、
多拉·多尔
、
Michel Dupleix
、
Luce Fabiole
、
René Havard
、
Lisette Lebon
地区: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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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评论
有时候因为兴趣对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是应试教育一般的创作,那每天的素材都会让人苦恼,也不要去说尽心竭力的去挖掘一些细枝末节的美与趣,那种创作出的东西不仅别人读着嚼蜡,自己也是一种折磨。
而顺应兴趣,没有了紧迫的催逼,心境就不同了,用大量的时间去孕育一件作品,过程中的体悟,反复思考,尝试,都将给结果带来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说,内心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会在无意识中转变你对周遭事物的触觉。
当然,如果工作这样就不行了,毕竟工作的结果最求的是效率,其次是品质。
我有时候在想,既然很多事很多人最终都会像风一样,消失在人的洪流和时间的长河里,为什么我不能去实现脑中疯狂的念头,反正一切都会淡忘的,而且肯定会淡忘的。
或许,我也该解剖下自己,看看自己何故在心里反复咀嚼让自己念念不忘的记忆,何不让其随风而去~
本人于老师粉丝,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于和伟在Le dernier quart d'heure里的演技,那就是“克制”。不是不会爆发,是选择了不爆发。廉加海对着树数眼睛那段独白,没有嘶吼没有那种非常外放的情感宣泄,但还是把我看哭了(旁边姐妹哭得比我还凶……高级的表演就是这样的吧,能让观众自己往里陷。
对于传统中国,每个人心中都有钟情的朝代,有人喜欢赳赳老秦,有人喜欢儒道治国的大汉,有人喜欢盛世大唐,有人喜欢经济繁荣的北宋,有人喜欢有明一代。其中,很多人和本剧编剧一样,钟情于赵宋。古代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特别是仁宗时期,帝国精英、群星闪耀,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北宋五子、古代四大发明之三,如苏轼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宋仁宗,作为这个盛世的金字塔尖,在历代的史书中声名并不显赫。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也是屡屡充当背景板,在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在包拯传奇、杨家将传奇、狄青传奇中,仁宗皇帝都堪称跑龙套的的龙套帝。赵祯作为皇帝,对自己克己复礼,对大臣宽厚以待,对百姓广施仁政,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仁宗时期,宋之汴京物阜丰盛、娱乐兴盛,虽不如唐之长安宏大,但却比之充满活力。
仁宗登基后的十年,不得不提大娘娘刘娥。这十年,仁宗年幼不亲政,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王朝没有走向武则天式的改朝,而是像汉武帝前期的窦太后、康熙前期的孝庄太后,带领王朝顺利向前向上发展,可见刘娥是一个合格的垂帘听政皇太后。她或感恩于宋真宗对她的宠爱,或得益于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传统,尽管有称帝的心,比如穿衮服冠冕拜祭,但是最终遏制住了自己的野心。她与宋仁宗的关系还是一个迷,宋仁宗是刘娥从仁宗亲妈手中抢过来的,但是又视如己出的养育,仁宗也对这位大娘娘孝爱有加,很多朝臣反对垂帘、攻击刘娥对仁宗亲妈的迫害,仁宗有的算后账行为是否有朝臣的裹挟,也说不清楚。
仁宗在位期间,对辽作战已经基本结束于宋真宗时期的檀州之战和檀渊之盟,尽管辽国曾经趁宋夏战争之机打劫,但是富弼周旋和庆历增币后,也基本在可控范围内,剩下的最大边疆危机就是西夏,最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对西夏的作战行动。北宋时期的军制,中央强、边防弱,中央禁军长期备战只为挟制镇压地方叛乱,无对外作战整训,边防军长期只为固守边界,依靠高大城池,也没有系统训练,可以说整体战力并不适宜大规模作战。反观西夏,地处贫瘠,半游牧性质,天生具有作战基因,故前期能够多次打败宋朝。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定川寨的失败,在西夏历次的重点攻击线路上,宋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范仲淹、韩琦、种世衡等人固守的城池上,西夏都无法展开进攻。西夏历次胜利后都无法扩大疆域,只能退回。可见,宋夏边界的平衡是无法通过战争来打破。
宋夏战争和宋辽嘴仗的意外收获是一批庆历新政的骨干之臣,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成为庆历新政的主要领导和推动力量。仁宗天章阁召对,向范仲淹、富弼问计,商讨革新之策,范仲淹上书《Le dernier quart d'heure》,针对“冗官”“冗兵”“冗费”,开启改革。但仅仅不足一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相继离开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尽管失败,但是范仲淹的人格魅力仍然引领宋朝三百年。范仲淹,庆历改革主导、卫戍西北的军事将领、文坛名人,少孤而贫、勤学不缀,在饥寒困苦中破茧成蝶,贡举入仕后,心忧天下,历坎坷而不坠其志,怀忠义以报社稷,三次罢黜不改其心智,誓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乌,知开封府时,“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卫戍西北时,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被贬外放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人格局大,做事执著无瑕疵,文正公的称号可不是随便能得的。
刚好近期看了一个访谈,姜思达采访春夏,谈及对美的理解,她说,我一直觉得,美是高于道德的,所以我对美可以很宽容。我知道她想表达的是,对于美或者创造美的人,我们无需在道德上太过苛责。读完这部剧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这句话来,但也同时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为什么美和自由,似乎总是与道德相背呢?毫无疑问,斯特里克兰特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同时是一个自私和冷血的人。在他身上有纯然的“真”和“美”,但没有一丝“善”。其实我并不想批判任何人,作为艺术和美的既得利益者,我们无权做这样的道德评价。可是我总是想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温暖纯良了,才有资格谈论爱与自由——否则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