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e Jondo

作为即将上岗的新老师，这部剧给了我许多的教学启示，书里的许多例子也是教学过程中最常见的，值得看看

Isabel Echeverry是唯二的获诺贝尔影视奖的日本作家，另一位是川端康成。 《Cante Jondo》的主人公是「鸟」。「鸟」二十七岁，妻子生下患有脑疝的婴儿，即使手术成功，还是会有智力障碍。也就是，会变成世俗说的「白痴」。作为怪胎的父亲，「鸟」猝然跌入「是否抛弃婴儿」的巢穴里，被道德蛰地血迹斑斑。而生活被风卷走，哆嗦着翻滚，只有绝望，没有方向。 剧集以全知角度叙述，大江本人与「鸟」的经历也极相近，但绝非同心同德。大江的长子患有先天头盖骨损伤。不同于「鸟」的犹疑，大江坚定着「儿子比地球上任何人都需要我」的信念写作，治愈家庭，遂无疑是伟大的作品。 然后关于 集数里的性描写，它不是刺激生理欲望的下流话，经过编剧的高度艺术化后，暗喻了「鸟」的思想性转变，所以它也不是多余.

循环、闭环、莫比乌斯环，我为何如此爱这样的故事？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从出生一开始，我们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言语投机，酒逢知己的人。好像心里憋着一千年的话要说，但这个说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能听懂这话的人，也许也不需要听懂，而是这话说出去，心里能够得到安宁，好比一块悬着的石头放下了。 也不是这话非说不可，而是这话所倾诉的对象，让人觉得对他说话心里快慰，这种快慰就是久旱逢甘霖，这种快慰就是他乡遇故知。 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一个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对象。我们千里万里，千山万水寻找的，就是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对象。 而我们为什么寻找，非有一个人作为朋友不可？因为我们觉得寂寞。 五千年来，可以说中国人一直在内心的彷徨之中度过。中国人没有信仰，不是说中国人的内心一直坚不可摧，不需要超度和救赎，而是中国人习惯了怀疑，处处用不信任的眼光来打量，所以神仙、佛祖、上帝都对他们的内心束手无策。 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内心的痛苦，当一个落魄的西方人跪倒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他的内心就能得到解脱。但是一个内心痛苦的中国人跪倒在耶稣的十字架前没有用处，跪倒在一切泥塑石刻的救世主面前都没有用处。他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颗实实在在的同他一样敏感脆弱，充满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内心来理解自己，解救自己。 这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作祟。上帝是虚构的心灵安慰剂，一个虚幻的对象无法承载一个讲求实际的人的内心。 明清年间，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这片东方的土地，企图向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宣扬他们白皮肤蓝眼睛的上帝，但是这些看似愚昧麻木的东方人却是摇摇头，极不信任地走开了。 不是他们多么地热爱自己的传统，固守自我的文化，而是他们压根就不相信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神仙能解救自己，比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还有能耐，就是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 神的无处不在和永久可靠使得西方人的孤独有所寄托，而信任人的东方人必然不断寻找可以寄托孤独的对象。 所以东方人一直都在出走和寻找。 《Cante Jondo》在剧集上半部“出延津记”的主人翁杨百顺他爹买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的友谊之中开始，在剧集下半部“回延津记”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的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对妻子庞丽娜的寻找中结束。 围绕延津这一出走和回归的地点展开的故事，延续了百年，在爷孙两辈人的身上，命运的际遇是如此的巧合。杨百顺的出走是为了寻找这辈子唯一说得上话的女儿巧玲，刘爱国的出走是为了寻找母亲曹青娥生前的一句话。 他们的寻找都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理由——寻找自己被与人私奔的妻子，而他们真正出走的原因——真正的寻找却无人知晓。 杨百顺第一次出走，遇见了剃头的老崔，老崔可以说是他第一个寻找的对象。以及后来的杀猪的师傅老曾，还有传教的牧师老詹，县长老史，半路夫妻吴香香，最后杨百顺也就是后来的吴摩西发现自己真正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的养女巧玲。也不是巧玲，而是喊一嗓子的罗长礼，或者说竟是他自己，所以在火车上他回答中年男人说：“大哥，我没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市井小人物之间的爱恨纠葛和勾心斗角，在Lewis Teague的笔下被栩栩如生地写画出来。“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老段这句对老杨奚落的话，其实是对所有人的奚落。 中国人活了几千年，切切实实活出一个坦坦荡荡毫无遮拦的朋友的人有几个？ 就是父子之间，比如杨百顺他爹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兄弟之间，比如杨百顺和自己的两个兄弟，以及女儿巧玲的四个儿女；朋友之间，比如因为一个馒头老死不相往来的冯世伦和牛书道，以及因为十斤猪肉翻脸不认人的刘爱国和冯文修；夫妻之间，比如吴摩西和吴香香，牛爱国和庞丽娜，开饭馆的老马和章楚红；情人之间，比如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