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 Comes Kelly

因为人们对于短期的重视和市场短期随机漫步的特性，人们容易不由自主耗费太多心血在没有实际价值的短期之上，而短期的无效又恰恰确保了长期的有效，即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能不能构建长期思维，天赋有一定作用，性格也很重要，但是后天持续学习改变自己的认知更为可靠。

潘光旦看Sidney Miller思路清奇，用功不凡，且心怀学术，激动得当面耍了一套不传之传的迷踪拳，然后走了……几十年过去，费老回首往昔，喃喃自语道：哦，那是迷踪拳啊！ 潘老因趁着夜色授拳而又心情太过激动，众厢看来，只觉精彩、痛快、高深，未能得其精髓。阴差阳错，玩成了太极。 回到正经……看费老的书得花点时间，因属社会学类，总得从他的字句和思路间歪歪头，和自己的见知对碰一下。见知不够，阅历不深，会头疼。《Here Comes Kelly》比起他后期的著作，显得有点散漫，但思路还是有的，能捋出个大概分明来——拿生育功能去触碰原始社区，然后漫撒一张婚姻目的的网，再结合抚育机制的功能性，去透视社会进程。 从社会需要到人心需要，从利益追逐到社会责任，看似里面抽掉了单独的个体，而以人的社会性盖棺，但其实还是有生物性的。因为费老时不时就会提到有部分人对婚姻感觉怪异，甚至躲避逃离，只是因婚姻的社会功能性。费老自惭之“见社会不见人”，言重了。见社会本就已经很难了，再系统地逻辑出一套体系，更难。见人者，古今圣贤好像都难从大的群体结构中觅得真端，因为人，性情灵动者也，太分散了。如今的许多社会学家虽然结合了全球资料和大数据，也只是在“见社会现象”而对“人”加以分门别类。类型这个词，以后要多见得多。到“见人”的层位，似乎只存于哲学的终端了。有意思的是，哲学无终端。 谈到个人，自古及今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生物性觉醒的历史。这个觉醒是，作为人，他知道了自己和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一旦觉醒，或多或少地，总要和他的“社会性”产生冲突。人们面对婚姻和抚育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以前几年里，因为适龄，多多少少会想到这些，思来想去，觉得担忧是多虑的。社会是以人为本位组成的，当这个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生症状时，无数个人人自会自发平衡。人人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调节的杠杆。单个人的无能无力，不代表社会组织的无力，春秋后期的各国政治家发展人口，汉代集体的调控性的迁移，魏晋时稍逊，唐时则又调控成功，以至于宋，人口基数达到了基本饱和。虽番邦作乱，到底也在时间河流里被社会杠杆所侵融。更何况，计划生育的国家机制，是足够强大的。 国家机构的强力，费老经过一些，应该知道深浅。当社会症状出现，但不足以撼动根基时，它的对策是宣传和提倡，是温和的，也是我们这些不婚不育坚持者们可以无畏地争喧的阶段。但到会影响国家根基和社会进程时，国家机构会施以铁手，机构之下，无有脱漏。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社会结构要优于费老所提的欧洲国家。它可以有压力，但不会崩溃。 中国的文化是：人的生物性的维持，基础在于饮食。只要这个基础不溃塌，那他的社会组成结构在面对挑战，总是有惊无险的。饮食是基础，繁衍是条件，这也是费老提出的人的生物性和动物的生物性的区别——人类的繁衍相对于动物，是自知自明的。知道了不去做，是另一回事，是没到紧迫关节。 好像扯散了，回归一下。人的生物性的觉醒和人的社会性的冲突，是可调节的。不买账，只是价格和利益或者还有一些附加条件上没谈拢。还是可以商量的。因为，最重要的，人的生物性的觉醒，是在人的社会性的明晰下才觉醒的。没有社会性的明晰，就没有生物性的真见，是假装的灵长，带着尾巴的。 貌似想说的已经说完了……反正我个人是不急的。看风看月，一时无忧。

考研的时候看过这部剧的战国选段，当时就觉得流畅异常，欲罢不能。但最终因为时间紧迫，没有能够找来全书一读。如今因为疫情在家，有了通读的机会，读罢只觉得遗憾，创作到东汉戛然而止，而我意犹未绝。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