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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纳比，我生于沙德巴格，却在喀布尔度过我的大半生。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帅小伙，人人都这么说。他们说我很帅，我留着大鬓角，大背头，黑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穿一身超大的橄榄绿西装，白色的礼服衬衫，棕色的乐福鞋。
这身橄榄绿西装，我穿了超过了半个世纪，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衣服，是他，是一身的牵挂。
1946年，我来到喀布尔，我在这里做事
1947年，瓦赫达提先生雇佣不会做饭的我，还教我看剧写字，我的观看能力提高了很多。
1949年，瓦赫达提先生娶了美丽动人的尼拉夫人，二人关系一直有些过于彬彬有礼，但偶尔也会吵架，尼拉说苏莱曼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老人，空有一个年轻的皮囊。不得不承认，美丽的尼拉，很吸引人，我确实有点喜欢她，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
1950年，我带尼拉去沙德巴格，尼拉认识了我的小侄女帕丽，她说她很喜欢她。第一次她在车里哭了，她说她再也不会有孩子，她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它在印度就已经被掏空了，我拉住她的手，心里暗暗的决定了。
1951年，瓦赫达提先生一家收养了帕丽，准确的说是通过我买了帕丽。我本想开车去沙德巴格去接帕丽，但萨布尔执意要送帕丽过来，没想到他也把阿卜杜拉带了过来。不过，看那孩子的样子，应该是他执意要跟过来。他们叫我纳比卡卡，我开着小车带他们到处转，当然，尼拉也跟着。 当我抱起帕丽飞快的跑进长廊时，帕丽趴在我肩上，小脚乱踢，惊慌失措的喊着“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不顾父亲的阻拦，也拼命的喊着妹妹的名字。我从他们身边夺走了帕丽。
我也曾自责，愧疚，但却也欣慰于帕丽不用再过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她叫我纳比，不再是纳比卡卡，我是她的厨子，司机。而我叫她帕丽小姐。
帕丽的到来缓和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活跃了他们的关系。他们一起吃早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瓦赫达提先生更是为帕丽在橱门上画上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苏莱曼先生的画，从来没有。
1955年，瓦赫达提先生中风，瘫痪在床，家里一下子乱了。他脾气变得很差家里一下子就空了，这是个时候尼拉该出来承担她作为妻子的义务，可这恰恰是她承受不来的。尼拉带帕丽远走巴黎，留下我陪着瓦赫达提先生，尼拉临走之前对我说，纳比，原来是你，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当时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
我几乎整天守着瓦赫达提先生，他的咕噜咕噜呜咽呜咽，我全部能听得懂。
尼拉带帕丽走了有一阵了，我全权承担起照顾瓦赫达提先生的重任，我洗衣做饭，浇花哉草种菜，擦玻璃，擦地板，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瓦赫达提先生红着眼眶说，你会累坏的，纳比。我说，不会。他说，你随便给自己开工钱，我的钱放在哪里，你都知道，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我笑着说，我午餐要做汤，怎么样，我想喝了，您也考虑考虑。
起初，我只是以为他因为我的尽职尽责而感动，现在想想，并不是。也许，因为我还在，在他目光可及的地方。
一次，瓦赫达提先生向往常那样睡着了，我去收拾他的衣柜，发现一个大纸箱，放在衣柜最里侧，被大衣遮挡住。里面放满了一箱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厚厚的一摞。他一直都有画画，只是我从没见过他的画，哦，除了他给帕丽画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我打开画册，随便翻了一页，我腿都软了。我一本接着一本看完了所有的画册，里面画的始终都是我，纳比，在除草的我，在打扫卫生的我，在花园的我，在开车的我，倚着铁锹的我，打盹的我，做礼拜的我，全部，全部都是我。我放回了所有画册，轻轻关上门，走了出去。我不知道去哪，但就是要出去。
我走了好像很远，我脑子很乱，很乱但不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孤城吧。在这座内心的孤城中，住着不为人知的心上人。孤城紧闭只为偷偷藏好那位白衣少年。
书里最重要的内容其实不是那些不可证伪的未来函数式的笔，线，线段，分形，三买三卖，而是最后一章后半部分讲的彼此独立的多维度分析策略。而技术指标只是作为多维度分析的的一种
偶然翻到鸿鸿的书，读来颇有滋味。“三王”剧集文字凝练，意象悠远，字里行间虽然言已尽，却仍可感意未完，还是可以再品其余味，确实是将诗融进了剧集创作里。这里的评论和散文又透着一股勃勃生机、自由自在，时不时就冒出两句直戳人心的金句，世俗自觉的活力和智慧闪烁其中。他的科普文章真的可以作为当代科普人的范本参考，说道理讲常识也可以文采斐然，妙趣横生的。
又发现了一个我会喜欢的编剧，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