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er die Haut

这本宏篇巨著，不止记录了王莽的历史，也拨开了儒家身上的朦胧面纱。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王莽改制，是儒家历史的高光时刻。改制的失败，也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治理念成为昙花一现。 从此，儒家只能被统治阶级高高的捧在头顶，而再无实际施展。 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距今两千年的西汉与儒家，离我们太过遥远，远到我们除了书本传授的刻板印象外，对我们民族的发源朝代一无所知。 西汉历经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谥号里唯一一个评价低的哀帝，我们唯有“断袖之癖”的不好印象。 我们一直以为，王朝的覆灭往往跟随着政治败坏、经济崩溃、文化腐朽、版图分裂跟御外失败。 但哀帝的西汉，却基本没有这些问题。 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那个遥远的西汉的危机，是后世意想不到的危机，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在祥瑞与灾异的危机。 而祥瑞跟灾异有很多种解读，话语权在谁手里，谁就掌握了天下。 秦汉是大一统王朝的开创者。秦二世而亡，汉室在历史的惯性下继续向前，在功臣跟诸侯王的推举下，刘邦称帝。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高祖刘邦开始，直到武帝刘彻，帝国的“建政”大业才算完成。 在“建国”问题上，刘彻也开始摸清楚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以法家的霸道为底，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纵横之术，一种新的“汉道”诞生了。 到宣帝执政，他软硬兼施，对儒家既笼络又打压，甚至不惜杀戮儒臣，在王道跟霸道的微妙平衡间，汉室的“建国”终于完成。 在这短暂的绚烂过后，饱受儒家经学的元帝成帝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在此背景下，哀帝刘欣上台。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将效仿武宣，将汉家的马车重新带回到“王霸道杂之”的正确道路上。 他亲理政事后，便调整权力结构，将王氏排挤出政治中心，开始用自己的外戚控制朝廷。并且恩威并

与其一味地担忧男孩在发展上会出什么差错，不如在他前进的过程中提供稳固的帮助来指导和支持他。

本以为是一本普通的价值投资指南，却不经意闯入了巴菲特的内心世界，学习他的人生智慧。

那个年代，农村的人和动物都在忙着生忙着死。 现如今这个年代又如何不是呢？

三毛一生自由不羁，活得自我而狂放。人生对她来说，没有那么多束缚，随心而活，活到淋漓